掐颈十分钟，然后说”我抑郁了”——从石家庄杀妻案看”抑郁症辩护”的法律边界

一个男人用双手掐住妻子的颈部，持续整整十分钟，直到她停止呼吸。当晚他对父亲说，她”喝药死了”。

这不是电影剧本。2025年3月23日下午，石家庄一户普通家庭里，王强与林嘉这对年轻夫妻因”带孩子、做家务等家庭琐事”的积怨，以一条生命为代价画上句号。

2026年5月22日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。被告人王强当庭哭诉，说自己抑郁发作、无法自控。

法律会接受这个说法吗？

“抑郁”与”精神病”之间，隔着一条法律鸿沟

先厘清一个基本概念。

刑法第十八条规定，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，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，不负刑事责任。但”抑郁症”和刑法意义上的”精神病”，远不是一回事。

医学上，抑郁症是一种心境障碍，核心症状是情绪低落、兴趣减退、快感缺失。绝大多数抑郁症患者，即使在重度发作期，仍然保留着对自身行为的基本辨认和控制能力。

掐颈十分钟——这不是一次冲动，而是一个持续、有意识的行为过程。从用力到窒息，再到确认死亡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意志的持续投入。一个人在抑郁发作中”无法自控”，更可能表现为伤害自己，而不是有步骤地杀死另一个人后编造谎言掩盖。

把”抑郁”等同于”失控”，简化了医学，也模糊了法律。

两次鉴定，两种结论：法庭如何裁判？

本案的另一焦点，是精神鉴定分歧。据媒体报道，两次精神鉴定结论不一致。这在公众看来令人困惑——同一个人的精神状态，怎么会有两种答案？

但在司法实践中并不罕见。分歧的来源通常是多重的：鉴定时间窗口不同，案发时与羁押数月后的精神状态可能已经变化；鉴定人对”控制能力受损程度”的判断本身存在主观裁量空间；信息源也可能不同——被告人自述、家属陈述、卷宗行为记录，完整性和倾向性直接影响结论。

当控辩双方各持一份对自己有利的鉴定报告，法庭成了最后的裁判者。

法院不会简单地”二选一”。根据刑事诉讼法，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的一种，法官需要结合全案综合判断：行为过程、事后表现、证人证言、是否有掩饰行为——这些拼图共同决定一个人的刑事责任能力。

回到本案：王强案发后对父亲谎称妻子”喝药死了”。一个真正在精神病性症状支配下实施暴力的人，事后往往表现出混乱、惊恐或对行为的无法理解。而编造谎言、试图掩盖，恰恰是理性判断尚存的行为证据。

这不涉及深奥的医学知识。这是常识。而在法庭上，常识有时比复杂的诊断更能触及真相。

家暴的”医疗化”：一条危险的司法滑坡

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值得追问：当亲密关系中的极端暴力以”抑郁症”为外衣呈现，司法如何穿透这张专业标签？

王强与林嘉的婚姻早有裂痕。因带孩子、做家务争吵不断，积怨日深。案发前几个月，王强出现抑郁、焦虑和睡眠障碍——画面并不复杂，一个家庭正在解体，压力正在累积。

问题在于，将家庭暴力极端化后的杀人行为”医疗化”，可能产生一个危险的副作用：为施暴者提供一套看似专业、实则宽松的脱罪叙事。”我病了我的脑子不受控制了”比”我就是想杀她”更容易被法庭接纳。但如果司法面对每一起亲密关系杀人案，都习惯性地启动精神鉴定来寻找”病理性原因”，我们可能正在忽略一个更普遍的真相：

绝大部分杀妻案，不是因为丈夫病了，而是因为他长期累积了愤怒和控制欲，在某个节点选择了最极端的表达方式。

这不是法医学问题。这是社会问题披着医学外衣，向司法提出的拷问。

法律不能模糊这条线

不管王强是否真的患有抑郁症，也不管两次鉴定哪一次更接近真相，有一个共识应当清晰：

抑郁症，不等于丧失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。

刑法第十八条必须严格审慎地适用。如果把”抑郁发作”作为暴力杀人的宽宥事由反复使用，后果不只是个案不公——它会向社会传递一个信号：亲密关系中的极端暴力，可以用”生病了”来解释、可以被轻判。

这个口子，不能开。

林嘉的母亲说，她无法接受女婿以抑郁为由为自己开脱。她不是一个不懂法律的人，她只是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，在用最朴素的是非观念追问：

掐颈十分钟，每一秒都清楚——这真的算”失控”吗？

这个问题，法庭必须回答清楚。因为这不只关乎一个案件的判决，更关乎法律如何在医学话语的包围中，守住责任能力的底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