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5月26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260号指导性案例。这不是一份寻常的环境污染判决——它的价值不在于判了谁输谁赢，而在于把环境公益诉讼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关键问题摆到了台面上：调解协议，到底能不能用来”私了”环境污染？
答案是否定的。但这个”否”字，来得并不容易。
十八年的堆场，一场漫长的环境债
故事的主角是一家山西铝业公司，和一座占地1840亩的赤泥库。
赤泥——铝土矿提炼氧化铝过程中排出的工业固体废物，强碱性、强腐蚀性，堆在露天里，干燥后风一吹就是扬尘。从2006年起，这家企业把赤泥堆进库区，日积月累，库容高达1664万立方米。到2014年，粉尘污染已经被当地环保部门抓了现行，责令整改加罚款。
但罚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赤泥库距离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仅一公里，更棘手的是，技术迭代后这个库已经不再使用了，依法必须封场闭库——否则一旦发生溃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2016年，北京一家环境研究所将这家铝业公司告上法庭，请求确认赤泥危害并要求采取封场措施。
这本是公益诉讼的经典场景：社会组织站出来，用司法力量督促污染企业承担责任。情节走到这里，还是个”正义伸张”的标准叙事。
然后，现实就开始考验人心了。
第一份和解协议：5000万买一个”原则上”治理
诉讼过程中，双方自行达成了和解协议，签订于2017年1月。
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份协议写了什么：企业承诺每年花不少于5000万元用于”环境治理、环保人员培训、污染防治、环保设施的运行维护”；另外拿出300万元设立专项账户，作为赤泥库的”专项环保治理资金”。
听起来很有诚意，对不对？
但仔细读下来会发现，这份协议从头到尾没有提到封场二字。
没有具体的修复措施，没有明确的修复期限，没有第三方验收程序，甚至没有说清楚那300万元专项资金究竟怎么用。”确保赤泥库符合国家环保要求”——这句话模糊到可以涵盖一切，也可以解释为“什么都没承诺”。
法院的判断是：这样的协议，不封场就无法根治污染，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。
于是，这份和解协议被拒绝出具调解书。
这是260号案例的第一个重要信息：公益诉讼中的调解与和解，不是污染企业的”花钱赎罪券”。没有实实在在的修复方案，花再多钱也过不了司法审查这一关。
第二份调解协议：1.5亿换来一个具体可执行的方案
第一次和解破裂后，法院没有一判了之，而是组织技术专家进行现场勘察，并引导双方以”消除生态环境风险”为目的重新协商。
2018年11月，在法院主持下，新的调解协议出笼。
这一次的协议截然不同——它有具体措施，有明确时间表，有可量化的指标，有可操作的验收程序：
企业承诺在五年内完成赤泥库封场；封场期间持续采取抑尘措施，防范地下水、土壤和大气污染；每年至少两次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环境检测；企业自行筹集约1.5亿元工程费用；逾期未完成，环保组织可申请法院扣划资金并委托专业机构代为执行。
调解协议还约定了竣工验收标准，由专业技术专家、设计施工单位和监测机构组成的验收组确认合格，方可视为环保效果达标。
这份协议最终通过了法院的实质审查，依法出具了调解书，并经三十日公告期满无人提出异议。
两份协议，一份被否，一份通过，区别在哪里？
260号案例的裁判要点给出了明确答案：修复措施、修复期限、修复费用、验收程序、监督主体——这五个要素，缺一不可。
没有具体修复措施的承诺，是空中楼阁；没有明确期限的修复，是无限期拖延；没有费用保障的修复，是镜花水月；没有验收程序的修复，是自说自话；没有监督主体的修复，是缺乏约束的自我报告。五个要素齐备，修复方案才是真正的修复方案，才能经得起司法审查。
一场历时五年的生态修复，130000000元的真实代价
调解书出具，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
法院在结案后主动与相关行政部门沟通，督促企业制定封场方案并按期推进。五年间，法院定期现场回访，持续跟踪修复进度。
最终的账单是这样的：项目总投资超过1.3亿元；赤泥处理及灰渣找坡197万立方米；新建排水系统4套；覆土38万立方米；铺设防渗膜及绿化面积85.5万平方米。
2023年11月，封场项目竣工，通过环境保护验收；2023年12月，通过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安全验收。
民事调解书的内容，全部履行完毕。
更令人欣慰的是，这家企业没有把封场后的土地当作废弃资产，而是结合当地资源开发了太阳能、风能和储能项目，将生态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结合在一起。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，在这个案例里实现了统一。
这不是”污染者付费”的简单逻辑，而是”污染者真正承担修复责任并找到转型出路”的完整叙事。
司法的能动性：从个案到制度的跨越
260号案例最值得关注的，不只是结果，更是过程。
传统上，环境公益诉讼常被批评为”赢了判决输了执行”——判决书成了纸面正义，修复方案沦为空文，执行监督缺乏机制。污染企业拿到一纸判决，往往面临的只是数字上的赔偿义务，而真正的生态修复迟迟无法落地。
这个案例打破了这一困局。
法院在审查阶段拒绝”形式合规”的和解协议，在调解阶段积极引导双方形成具体可行的修复方案，在结案后主动跟踪推进执行进度，在企业完成修复后还推动其产业转型——这种全程参与、持续督促的工作方式，体现了司法在环境治理中的能动角色。
法院不只是裁判者，它还是修复方案的引导者、执行进度的监督者、以及绿色转型的推动者。
这也许是260号案例最深远的影响：它向全国法院示范了一种环境公益诉讼的”能动司法”模式——不满足于纸面判决，而是关注实际效果；不坐等当事人自觉履行，而是主动介入推动；不将案件视为孤立事件，而是努力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框架。
对律师实务的启示
作为常年处理环境法律业务的执业律师，我从260号案例中读出的第一条执业启示是：
代理环境公益诉讼，无论是公益组织还是污染企业，都必须彻底抛弃”形式合规”的惯性思维。
过去，部分污染企业习惯了在环境诉讼中以”承诺投入若干资金””承诺逐步整改”来换取调解结案，认为只要掏了钱、认了错，司法程序就能过关。260号案例明确否定了这种路径——没有具体的修复方案和可执行的时间表，再大的资金承诺也换不来调解书。
同样地，提起公益诉讼的环保组织也不能满足于”被告认了”这个表面结果。如果调解协议内容空洞、缺乏可操作性，即便法院一时出具了调解书，执行阶段也会陷入被动——没有验收程序和监督主体，修复效果无法保障，公益诉讼的初衷将付诸东流。
第二条启示是关于诉讼策略的。260号案例中，法院在第一次和解破裂后主动组织专家论证、引导重新协商，这一做法值得借鉴。在处理类似案件时，律师应主动申请法院委托技术专家参与，对修复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事前评估，而非等到庭审阶段才提交证据。
环境案件的门槛，从来都在专业性上。 赤泥库封场是世界性技术难题，没有技术支撑的诉讼请求，可能连法院都不知道该如何支持。
结语：修复的不只是环境，还有制度的信心
260号指导性案例的结尾，有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：
法院在督促企业履行调解书义务的同时，还引导该公司调整优化产业布局，利用封场后的土地资源开发太阳能、风能、储能等清洁能源项目。
一个曾经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，在司法的推动下，变成了绿色能源的参与者。这个转变当然不是法院一家之力所能完成，但如果没有那份不妥协的调解协议、没有那个1.5亿的封场承诺、没有五年间的持续跟踪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
这也许就是司法应有的样子：它不只解决纠纷，它还推动改变。
对于全国的环境污染受害者、环保组织，以及所有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从业者而言，260号案例提供了一个清晰而有力的信号：
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调解，不是”花钱了事”的遮羞布，而是”切实修复”的军令状。 唯有具体，方有约束；唯有可执行，方有公信力。
这一原则，不仅适用于环境公益诉讼，也值得所有关注生态修复责任的法律人，认真记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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